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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6 ¡¡¡ A semifinales !!!真是辛苦啊打个瓦伦西亚…… 不过总算是客场拿下，三比一～ ^^
前半场一度落后十来分呢…最后一分钟还曾落后两分呢…
最后多亏了Felipe和Sweet Lou的罚球呀～基本功扎实心理素质高是季后赛王道！
比利时小哥Axel真是不同凡响啊…不要去美国不要去美国留下来吧……
当时被美人从更衣室揪出来拍合影的就是他呀，我还跟他搭了好多句法语呀，
他还很难得地很认真地对拍照取景很讲究呀…… 可之后居然连个签名都没管他要 = =
进了半决赛，那边胶着后脱颖而出的不出意外又是Joventut了呀，
老东家老冤家呀，常规赛最后一场客场负于之的球队呀…… 怕怕…
又嘀咕呢，这下子下周二就没有第五场生死战之忧了，
可是这一休息又是一整周，状态又要叭哒叭哒往下滚了呀…… 怕怕…
（附·图解：欲补先天之短，有妙招……） May 24 惰……浑身没劲，内外倦惰…… 雅典好像从来都是我的伤心地，04年似乎更撕心裂肺，以至于米兰夺冠后我马上想到唯一的欣慰便是扬库能开心。 从始至终都弥漫着奇怪的气息。没想通为什么半决赛一结束大家就几乎一致认为我们能一路夺冠，贝利的多嘴只是最后的注脚罢了，或许我们今年理论上的实力是比米兰强，可是冠军联赛到了淘汰阶段就是another story了，同理参见篮球各季后赛。更没想通为什么大部分KOP也觉得胜面甚大，连.tv甚至是不少我们的球员都志得意满。于是05年决赛前的集体低调今年似乎不见了，几乎有想低调都低调不下去的感觉。
最蹊跷的无疑是比赛本身。从一看到首发名单便纳闷Rafa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对面是卧薪尝胆蓄势待发的米兰人、哪怕未示杀气却不可不视其复仇心，我们这儿却一套保守得紧的阵容，竹竿没上，贝拉米没上，由Dirk作单箭头……Rafa就这么照顾米兰老迈的后防线？于是不出所料地比赛中到了禁区前便找不到个能带球突破能射出威胁球的人，我们的攻击能力几乎消失怠尽。整场比赛连看球的我都完全没有进入状态，想而可知场上局面了，莫名其妙地便过了45分钟，一球落后，又稀里糊涂地40多分钟，再落后，最后又瞎猫撞死耗子般进了个大家都要看重放才反应过来的球，然后在显示比赛时间还有15秒时结束了。莫名其妙地结束了一场怎么看都不像欧冠决赛的比赛。连失败都激不起伤心，只有淡如水的沮丧，有什么比这种失利更悲哀的吗？宁可如两年前那般，半场时几乎败局已定般的零比三，才有然后的一触即发。那场比赛中的包子，好像今年整个赛季都不见踪影。今天比赛中唯一激动的不是最后挽回面子的一球（想必没有什么人从那球中看到奇迹的曙光吧…），而是HarryQ的回归，哪怕与竹竿的替补出场一样，都来得太晚了。瞧瞧竹竿在场边热身时，那副表情看了都让人心酸……而马斯的那次换人，却似乎又早了…… 另外，我仍不觉得这次跟欠债还债什么关系，若还真有米兰球迷非要认为我们只是还了他们一笔债的话，我也只能一笑了之转身走人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或许这种奇怪的轮回可能真会在双方球员潜意识都留下了烙印吧，我们的球员与两年前决赛时的精神状态差异便可窥见端倪。
现在想来两年前的伊斯坦布尔，才有完完全全一场伟大比赛的样子。失败与胜利都轰轰烈烈惊天动地。今天的雅典，无论哪一方都没有要制造奇迹的模样，米兰人不够好，我们更不可原谅。或许真正的奇迹从来只会发生一次？或许我们这拨球员没有这么快再拿冠军杯也是好事，真正检验球队的不是任何杯赛，而是联赛，不要忘了，超级联赛以来我们还从来没有拿过冠军，哪里真敢称什么强队呢？
唯一难过到心底的是，没给God留一座冠军联赛奖杯，他的归来给了我们一次奇迹，我们却没能还他一个…… 而自己KOP生涯的第十个赛季，空手而终，也还要目睹一个时代彻彻底底的结束。还好，作KOP是一辈子的事情。
 May 20 万物皆可化尘近来事多，出一趟门便绞尽脑汁尽量将所有事办尽。昨日出门主要为了看电影，尽管三部片子从风格到内容都相去甚远，但每部均在两个半小时左右的片长仍旧可观，加之前夜睡眠未足，最后便顺着疲势取消了晚间去犹太历史艺术博物馆看伦勃朗的计划。再次与伦勃朗擦肩而过，从阿姆斯特丹到卢浮再到“博物馆之夜”，俗话说事不过三，看来与伦勃朗确实不甚有缘。
 先独自去看了Béla Tarr的这部《Werckmeister harmóniák/残缺的和声/鲸鱼马戏团》，两个半小时的片子，只有不到40个镜头。前几天刚与méli说我要补他的课，便逮着了个机会。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在我这个酷爱长镜头的形式主义者眼中，Béla Tarr对于空间调度可能性的探讨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摄影机运动得眼花缭乱却恰到好处（眼花缭乱不是指其速度，而是针对运动方式与时机选择而言，相比之下所有的镜头推拉摇移实际上都十分缓慢），让人很难找出其他更好的处理方式，那些缓慢的前后推移全都看得人周身大爽，这位匈牙利大师如何在一个镜头中处理人物与多层次空间的关系很值得玩味。影片开头就有两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是最开首的段落长镜头（基本可看作引子，János踏进镇上一间男人们夜夜买醉的简陋酒馆，在打烊之际“导演”一出即兴独白剧、为众人解释“日蚀”，以绝妙的方式介绍了人物、也奠定了全片基调），另一个是全片第三个镜头（János来到Eszter伯父家照顾老人就寝，仍旧是段落长镜头，先是置于室内的摄影机对准屋外走来的János摇了个180度左右的全景，既跟踪了人物行动又同时介绍了室内场景，接下来从János进门起摄影机便跟着他在屋内各房间里做移动，直到他再度离开），两个段落长镜头间是János离开酒馆后独自夜行的镜头，以音乐与空间相邻性作过渡。同样精彩的例子，影片后段捣毁医院的一幕也是一个，甚至更加复杂。
从非形式主义角度来看Béla Tarr也十分有趣。譬如，他对动物的关注似乎由来已久，在这儿，那只被展览的巨鲸从外形到隐喻都触目惊心。我觉得把Béla Tarr的电影如对待大部分东欧导演的作品那般作政治意识形态剖析似乎欠妥，这点还需要看看他其他片子后再应证，但至少在这部中去寻找具体的历史背景是没必要的，他更关注的是整个人类在无序中的绝望状态，而且以一种极度诗意的方式去表现，残酷至极却美丽无边。同时，Béla Tarr还有着同样出色的助手帮他完成摄影与配乐，所谓相得益彰，说的就是这种合作了。似乎曾有不少人将他与Tarkovsky或是与Sokourov还或是Angelopoulos作过比较，我倒觉得风格相异得实在厉害，连长镜头的运用上都千差万别，至少在看《残缺的和声》时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们，Tarr与Tarkovsky似乎也还不在一个级别上……倒是另一个名字一直在看片过程中浮现脑海——卡夫卡，曾有无数次我都觉得他的写作无比接近电影。同时Béla Tarr作为电影人本身也可看作是这个电影濒临死亡的时代的寓言，《伦敦来的人》的法国制片人自杀事件一度沸沸扬扬倍受争议，拖延了两年之后片子终于马上要在在今年的嘎纳面世，导演本人对于电影艺术角度上的吹毛求疵与这个商业电影主宰的行业越发格格不入，这又是另一个耗尽口水的话题了。
之后与狼地一起看了两部新片，嗯没啥太多好说的，《Zodiac》让我有些失望，主要在于大卫·芬奇不够有条理的叙事结构，不过鉴于看的时候我已经处于疲乏状态，也就不多言。好在Jake Gyllenhaal依旧光芒四射，不枉我多年来一直关注他的每部电影……同时还惊喜地看到了Dermot Mulroney，唏嘘一把自己看电影之初的启蒙时代……关于他，与狼地两人不约而同地就一点达成共识：美男小生过了不惑之年竟然越发酷似Gary Grant，改日若有人有心为那位好莱坞经典时代大众情人拍传记片的话，或许Dermot可以一试……
之前看的一部是《Spider-man III》，晴朗周六午后的Odeon居然门可罗雀，放映厅里也只有我们与若干初中模样的孩子……之前对两个半小时的片长甚是担忧，好在Sam Raimi反倒没有让人失望，这情节复杂的第三部几条故事线索穿插结合得不错，Tobey Maguire也没有如《德国好人》中那般浮肿得让人无法忍受…… 今天想来，此片给我最大的感受反倒是这么一句话：万物皆可化尘…… May 18 有时候，你需要听听他们的声音Ascension（耶酥升天节）。窝在家里连看三部Chantal Akerman：三个多小时的《Jeanne Dielman 23 Quai du Commerce, 1080 Bruxelles》，关于美墨边境偷渡者的纪录片《De l'autre côté》与1977年摄于纽约的《News from home》。最喜欢最后这部纪录片，八十多分钟里看到的是那个年代里纽约的大街小巷地铁车厢来往的普通人们，听到的是Chantal用画外音念一封封母亲的来信，固定长镜头、侧行travelling，全景摇镜头……止于一个固定在船尾的机位，随轮渡一起渐渐远离曼哈顿，天色阴霾重重。
随后上网找资料，意外发现今天的《Le Monde》登了篇Chantal的访谈《只拍电影，不讲故事》，其中最后一段答话中直截了当表达了对当年（七十年代）的怀旧，只因那时“物尚活、人亦存冀”（les choses vivaient, les gens étaient portés par une espérance），而今日，“当看到在一个国家里年轻一代都为成为受雇佣者而疲于奔命时，便觉得再无甚可期待。这种感觉在最近看了法国大选辩论时重新变得强烈起来。我很高兴自己是比利时人，否则我实在不知道该投谁的票。”（Aujourd'hui, quand on voit un pays dont les jeunes générations défilent dans la rue pour devenir employés, on a l'impression qu'il n'y a plus grand-chose à attendre. Ce sentiment, je l'éprouve à nouveau en regardant le débat sur la présidentielle française. Je suis tout à coup contente d'être belge, parce que je ne saurais vraiment pas pour qui voter. ）一针见血，不由拍手称妙。
另外，昨晚重新在电脑里Free的电视网络里找回了ARTE，正巧赶上场Gus Van Sant那2002年的《Gerry》，着实被震慑住了，如此简单而有力度的电影太少见，同时极大地满足了身为形式主义者的半个我与非形式主义者的另外半个我。截下许多图，希望改日有空能整理一番再作个笔记。 May 10 彼处·准拟佳期又误本来这儿该写写与Chantal Akerman的碰面的……
傍晚与Camille一起去了约定见面会的影碟店，却得知Chantal有事无法前来，橱窗上的通告也易帜。店员很愧疚地跟我们道歉，转身拿了准备好的DVD赠与我们一人一张。Paolo Quaregna的关于马里的纪录片《好学生/Le Bon élève》，对导演无甚了解，看介绍是以马里一村落小学校为背景探讨全球化问题。择日细赏之。影碟店名唤Blaq Out，深居三区艺术气氛浓郁的小街，专售作家电影及艺术电影DVD，有不少罕见的DVD可淘，归属一家同名的影像发行公司，时常组织导演、摄影师见面会，据住在两步之遥的Camille所言，此般见面会甚受欢迎总是门庭若市。
回到Chantal Akerman。比利时犹太女导演，现居巴黎，不满20岁便开始拍电影的她，至今已有近四十年的导演生涯。用她自己的话说，是Godard给了她拍电影的渴望。曾短暂（三个月…）培训于比利时最好的电影学校INSAS，18岁那年的第一部短片便得到了André Delvaux的支持，之后便前往纽约，在纽约的电影资料馆发现了美国实验电影这个新世界，颇受Andy Warhol、Michael Snow等人的启发，渐渐成就了其个人风格。拍过许多实验性质的纪录片，包括去年的新作《彼处/Là-bas》，作品多关注人的内心与身体相对于影像的关系，迷恋长镜头甚至是固定长镜头+空镜头；也拍过若干风格独特的故事片，2003年的一部《明日搬家/Demain on déménage》清新诙谐甚至略带一丝荒诞，1996年甚至邀请Julie Binoche与William Hurt合作了《Un divan à New York / A couch in New York》，大约是她唯一一次邀请明星们，尽管剧本确有创意，成片却与其余作品的力度相去甚远。
发现Chantal Akerman也不过是这一年以来的事情，看的头两部片子（《彼处》与《我你他她/Je tu il elle》）便让我觉得惊艳。个人最感兴趣的是她的电影中表现出对空间的一种独特敏感，无论是纪录片还是虚构片，无论镜头前的人物处于封闭或旅行，别的不说，单是《明日搬家》里母女俩居住的双层老式公寓便让人神往不已，阁楼般独特的结构，堆积如山的家具……母女俩人颇为让人哭笑不得的神经质性格给老屋另添了独特魅力，可爱得紧，也难怪那位来看房的孕妇对公寓一见倾心，日日前来以至于在那儿安然分娩……急需安静处所写作的Charlotte与人“分时段”共享另一处崭新公寓的桥段也极有想象力，空间的可能性被Chantal以这种轻喜剧的方式进一步发掘。
简单写些不用经过大脑的东西……其他改日择空再起文。帖一篇几个月前为《彼处》写的评论，稿子给了卫西谛，会收于将出版的《电影+2006》，于是希望看过则已，请勿转载……
 《彼处》：旅行的可能性 剧情概要： 尚塔尔·阿克尔曼应其制片人之约，前往以色列拍摄一部电影：“我们都不知道那儿在发生着什么，大家都期待着你。”然而，这位犹太裔比利时女导演却对于此番邀请颇为踯躅，既不想评论更不愿介入政治，在特拉维夫短暂停留的日子里她选择了蜗居在那间租来的公寓内，直到有一天偶然在手中的摄影机取景框中发现了一个新世界。 透过落地玻璃窗门前的苇帘帷幔，她的摄影机久久地注视着屋外四下邻里的一切：斜上方的老人悠闲地在自家露台上给盆栽浇水施肥，一位老妇倚在侧下方的阳台上独自吸烟或与家人闲聊，正对面一对老两口饭后小酌谈笑风生，不远处的建筑工人尚在劳作，如是种种，几乎千篇一律，阳光明媚，天湛可鉴。唯一的出行也局限于百步开外的海滩，摄影机照样默默地望着海、望着来往众生，很快又回到熟悉的公寓内。耳边充斥着各种日常音响：楼前过往的车辆行人，玩耍嬉戏的孩子们，或是导演本人在屋内的走动声、打字机声、铃声及慵懒的电话交谈声，用法语、英语或是希伯莱语，时不时插入的画外音讲述着关于她自己与家人的种种，然而所有的这些琐碎动静，都在取景框之外。
尚塔尔·阿克尔曼属于最难以被归类的导演一列，纪录片与故事片的界线在她那儿常常模糊不清，使得她的作品无论归于哪类总能带有另一类的特色。纪录片《彼处》里隐约可见之前许多作品的影子，譬如她当年第一部剧情长片《我，你，他，她》（1974）的第一部分，同样描绘一位女子以不甚明了的原因将自己独自幽禁在公寓内，几乎雷打不动的固定长镜头。然而二者的区别也同样明显：旧作里拍摄的对象始终是那位女孩（导演本人），而在《彼处》中摄影机却始终对着窗外，阿克尔曼近乎从未出现，只是偶尔从画面边缘闪现其身体一部分譬如后脑勺，以及在全片末尾一个构图绝妙的室内中景处，观者可从画面右侧的深色玻璃镜门隐隐瞥见导演在画外洗漱的投影。 构图是阿克尔曼此番最重要的灵感之源，固定长镜头的魅力也渐渐被她发挥到了极致，任何于常人肉眼而言都可用平庸来描绘的日常景象，都在这般看似再简单不过的处理下变得内涵丰富。没有哪个镜头是摄影机随随便便往某处一支的产物，而常常充满整个画框的苇帘帷幔也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竟为数码影像镀上层胶片般的质感。对面楼里邻居们在露台上的一举一动都被我们静静看在眼里，然而没有可供观察细节的特写，也不可能听见他们之间的对话，人物的活动范围只占据了画面的一部分甚至一个角落，当视野中同时出现两组甚至三组人物活动时，这些无声无息的画面便不再乏味，观者会惊讶地发觉长时间的注视竟也有如此丰富的可能性。 透过处于前景的苇帘，室外的景致丝丝渗进取景框，无形中巧妙地构建了三个彼此相连的空间：作为被摄主体的户外空间，摄影机与苇帘间的过渡空间，及摄影机背后看不见的室内空间。在第一组画面中镜头始终与窗户保持这样的距离，变换的只是摄影机在室内的位置，以及相应地，我们所看到的户外景色。而在下一组镜头中摄影机退后了几步，悄然将三个空间重新分配，大半间起居室被摄入画框，墙角处的沙发连着落地灯，依稀望见桌上摆着的文稿及合上的笔记本电脑，导演本人在镜头之后来回走动的声响更加清晰，间或响起电话铃声，我们离前二十分钟内那个外面的世界远了一步，却离阿克尔曼近了一步。于是听见她在电话里的交谈，拒绝朋友外出的邀请、解释自己仍有米饭与胡萝卜可供进食、让亲友不为这番幽禁举动担心，等等等等；她也开始用画外音扯些每日的忧虑，每日的工作，抱怨正在读的关于以色列的书太晦涩，一笔带过不远处发生的爆炸，以及，用不免忧伤怀旧的口吻说起自己的童年自己的家人，提及最近刚刚在布鲁塞尔自杀的姑妈，由此联想到的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那于半个世纪前在特拉维夫自杀身亡的母亲。“人们在哪儿都一样地自杀，布鲁塞尔，以色列，这儿和那儿。” 也正是从她那始终语调平静的画外音中，我们才恍悟这是部关于以色列的电影。那么它要描述的，是关于以色列的什么？是一个真实的以色列，还只是一个存在于阿克尔曼想象中的以色列？阿克尔曼以日记形式记录下了自己在这个国度的旅行，或者更确切地说，幽禁在这间公寓中的旅行，特拉维夫美丽的海滩都只是配角，唯一带有地域特征的镜头，摄入取景框的是海滩上一个传统打扮的犹太家庭。然而阿克尔曼深知观众的意识感，她低沉的画外音也间接地起到了刺激后者思考的作用，在摄影机对准四下邻里的长长注视中，或许每个人都会不约而同地问：这些以色列普通百姓中间年长的那些，他们1948年之前之后都曾在哪儿，都过着怎样的生活？不时进入画面的大海与天空，阿克尔曼对待它们也与处理公寓内外别无二致：长时间的凝视，这些更加开放的空间实则同样无法逃避一个关乎流浪与归属的主题。而临近片末忽然出现的若干手摇镜头与快速蒙太奇，同时让人觉出一种被打破的和谐与一段终究来临的高潮，观者在短暂的不适应中不免猜测，是否这是导演在为拒绝阐释而作的暗示，或许连她自己都尚且离寻找到一个真实的以色列相去甚远，更何况我们，与她置身于公寓四壁中一般，“幽禁”于画面背后昏暗的放映厅内。 出生于战后布鲁塞尔犹太移民家庭的阿克尔曼，自然无法逃过关于“身份认同”的关注，无心插柳也好刻意为之也罢，她独辟蹊径地完成了这部第一人称作品，看似消极地躲在暗处，实则在极简风格背后隐藏着令人叹为观止的丰富内容，犀利地提供了解读影像的无数种可能性，又巧妙地延续了她自己关于内心世界与外部环境互动的探究，配上高度简练又隐喻重重的标题，不落窠臼。 May 09 une chanson douce......que j'aimerais bien murmurer à ton oreille,
ô así así, comme tu entends dans ton rêve,
le flottement d'une feuille.
Je t'aime encore
parole : Jean-Jacques Goldman
musique : J. Kapler
Ici l'automne chasse un été de plus
La 4L est morte, on a repeint la rue Elisa a deux dents, petit Jean est grand et fort J'apprends la guitare... j'en suis à trois accords J'ai trouvé des girolles au marché ce matin
J'aimerais vivre à Rome... oh j'aimerais bien J'ai planté des tulipes, mais elles tardent à éclore C'est tout je crois... oh oui : je t'aime encore Mais où es-tu ?
Si loin sans même une adresse ? Et que deviens-tu ? L'espoir est ma seule caresse J'ai coupé mes cheveux... enfin dirais-tu !
Ça m'a fait bizarre, mais j'ai survécu On m'invite, on me désire Et je danse et je sors Mais quand je danse.... je t'aime encore Mais où es-tu ?
Si loin sans même une adresse ? Et que deviens tu ? L'attente est ma seule caresse hmmmm hammmmm
Et je t'aime encore
Comme dans les chansons banales Et ça me dévore Et tout le reste m'est égal De plus en plus fort A chaque souffle A chaque pas Et je t'aime encore Et toi tu ne m'entends pas.... May 07 醒省前个周末与狼地去了佛堂，初夏早间天气甚好，一整日都饱满欣喜。意外地有位远道法师来讲堂，至今声犹在耳如沐春风。很多往昔平日纠结于心的疑惑，经人一提仿佛辟了新径，回头来想想确是心下不无所悟。近日或外出或闭门，时有杂音聒噪于内，清静时反省，无非是自乱步伐，魔由心生。
方下与狼地聊及亲验与明理的关系，又重新审视近来心内些许微妙之变，仍尚未能言状，然越发觉出所有触目及耳或是临身之物之事，言语书籍电影，鲜有偶然、均为冥冥择日之果，大多可看作助己明理之物，现于各自成熟之机。由是心喜，但求不再错过更多。常日里出门，亦更留心周遭人事，不愿顾自迷糊赶路。
刚在kappa处瞥见只言片语，心觉有理，摘抄如下。于己而言，后三条尤甚。
1，多一句不如少一句。不跟容易让自己失去自持的人辩论。装聋作哑好了。
2，身教胜于言教。
3，千万千万不可产生优越感。稍微有一点对对方的看不起，就好像一滴毒药滴到了杯中，不会有真诚的交流。
4，常思己过。
5，人若讥若谤，可想想数年前的自己，一样是如此口中凉薄、肆意判断、沾沾自得。 May 06 华丽一周之口号：WE BELIEVE谁都知道周二晚上在Anfield发生了些啥，现在想必也没有人不知晓周六晚间在Houston上演了什么。二者都远未到尽情宣泄庆祝的时候，不过华丽一周是需要记一笔的。。。
 跟与切尔西的那场冠军杯次回合一般，打火箭的这第七场尤其是第四节也是彻头彻尾的thrill，确切地说，整个系列赛都是出无法预测结局的悬疑惊悚。HC上有人说JAZZ已从常规赛时的单场填坑进化到季后赛阶段的系列赛填坑，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我们也有无数次被人填坑与险些被人填坑的记录，远的不提，单是这第一轮最后两节就是明鉴，15分的领先优势到被反超、对方13比2的高潮……都不是闹着玩儿的。只不过遇到的是一个缺点之于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球队，整个赛季彼此交手总计11次，不知根也知底了，他们的秃顶教练与我们的老头子教父云泥高下一目了然，他们的板凳深度都曾有“四人篮球队”可为之作注脚……不过平心而论，关键在于我们基本克制住了他们两位著名当家人士、尤其是那位“随时会爆发先生”的发挥，他们的其他若干球员偶有闪光但都未持久，哪怕有些时候我几乎觉得大家是在比拼谁发挥更差谁命中率更低…我们都挺住了，努力将常规赛最后几轮丢掉主场优势播下的祸根铲除。我们已经有三年没进季后赛了，而上一次进入第二轮还是在2000年……对于一支曾经连续两年离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的球队来说，任何低估我们意志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更何况我们现在有着五年来最完备合理的阵容。
小胖这样的PG太惹人爱了，个人能力强、全局观重、头脑清醒、服从老头子指挥……很难相信他只是个二年级生，从他身上完全可以折射出NCAA的联赛水准。第一次打季后赛而且打满七场都能有基本稳定的发挥，一直是全队上场时间最长的球员之一，最后在别人的客场仍能拿到两双（20pts+14asts），同样越来越有信心的突破上篮及背身单打……JAZZ的战术一直以来都是以PG为核心，小胖现在的任务便是逐渐增长经验，以及继续在夏天里减减肉^^希望他的JAZZ生涯在长度上也能向John看齐…… Carlos Boozer，大家已经说得很多了，现在已经有JAZZ球迷将新邮差称号赠与他了，个人最爱看他内线突破时的脚步及最后出手的灵活，面对比自己高上一截的防守球员都不畏惧，与对手的扣篮同样长士气。这两个人，加上时不时开花的若干三分投手（GG、Memo…），时间仿佛倒流至十年前…… Memo的表现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土耳其高中锋往Yao身后一站就增强了球迷的防守信心，更不用说他还时不时地贡献得分，这第七场最后一节两个关键时刻的三分，彻底摧垮了火箭扳盘的希望。说到这儿当然不得不提提亲爱的Matt，我们的队长，二老时代的最好见证人及精神延续，永远平和的面容和越来越结实的身板都能给球迷吃定心丸，常常是在球队陷入困境时一个空切一个突破扭转局面，今天又是在最后关键时刻Memo的三分不中时抢了最最重要的一个进攻篮板，脏活累活抢着干，由不得人不肃然起敬。还有三分稳健的GG、屡屡令人眼前一亮的Milsap（第二轮都能慧眼识中的宝呀）……还有哪怕最令人不放心的Fisher。最后，当然且必须提提Kirya，今年有很多发生的事我们不了解现在也无需多问了，最重要的是AK回来了！第六场一开始就昭示天下的事，在这决胜场更显明彰；在盐湖城有封盖Yao的highlight，在他人地盘仍能在第四节被反超后冷静一个三分——整个系列赛AK就出手了两次三分，个人认为这他第二次也是唯一一次命中乃是这第七场生死战所有得分中最最意义重大的一次。
老头子就不必多言了，19年的信任，哪怕最近看不到他在场边暴跳如雷……全部的全部，就好像在EnergySolutions Arena主场球迷打出的标语：“WE BELIEVE”。怎么说都得感谢火箭带来的七场直播，下周又是新的开始……
ps，周五那天忙里偷闲看了Euroleague Final Four的两场比赛，也就是欧洲篮球冠军联赛的半决赛，被吓着了，半天回不过神来……那简直不是欧洲“最强”的四支球队，也绝非欧洲篮球的最高水平。以Unicaja今年的水准被卫冕冠军盖掉在意料之中，不过创纪录的低比分确是蹊跷了；后面一场也没啥起色，Scola的表现完全没有即将成为ACB常规赛MVP的样子，Prigioni也不像是那个在与RL争夺联赛助攻王的Prigioni。赛后看到有人批评裁判，以至于大家打起比赛都畏首畏尾，那天直播画面太过于不清晰所以也无法作评价，看到印象最深的无非是所有人的进攻无效率……之后翻出几周前ULEB杯决赛的录像，证实了自己的看法：那才叫正常发挥…… May 01 Pedro Almodóvar Caballero: Todo sobre su madre关于阿尔莫多瓦，有很多话想说，系统的与零散的。这不是一个易懂的导演，哪怕他的电影总给人以浮华的第一印象。恰恰相反，他的作品属于这样一类：每隔一段时间去重温，便会有新的东西浮现出来，且这些新的东西并不归属于同一层次甚至并非相近类别，常如是，便越发品出其妙，原先满目的后现代浮华便在记忆中渐渐褪色，让位于隐藏于其后的东西。自打当年《关于我母亲的一切》瞬间将我击中后，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些东西，寻找阿尔莫多瓦电影中让我深爱的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原先对此我常常是缄口寡言，因为无法辨之，直至现在仍不能完全言说，只是渐渐析出了些许端倪，尤其是在去年的《Volver》之后，加之一年来对其旧作的温习。这个温情的阿尔莫多瓦，他用他的电影们，或明了或隐晦，表达的都是类似的声音，他的作品不应当分割来看，而是一个纯粹的整体。而关于这些“类似的声音”，则需要再仔细考察后改日起文……这儿仅是想帖一篇他的文章。
文章写于1999年他母亲刚刚去世之时，也正是《关于我母亲的一切》问世之际。原文于当年9月登于西班牙《El País》报，这儿是翻译后载于《Le Monde》的法语版，同样收于Frédéric Strauss的阿尔莫多瓦谈话集，这本书有中文版，不知是否也收入了这篇文章。网络上还找到了英文版本。前段时间读了《关于我母亲的一切》与《不良教育》的剧本，对阿尔莫多瓦的文字越发肃然起敬，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导演（尤其是作为一个真诚的人的阿尔莫多瓦）对这个世界的洞察力与温情，填补了许许多多影像中难以观察到的东西。譬如在《关于我母亲的一切》中，在Penélope Cruz扮演的修女Rosa甫一露面的一场戏中对此人物有这么一句描述：“与许多同样致力于为这个社会做好事的人一般，（眉宇间）带着一丝迷失、一丝困惑”。简练，却一针见血。这在下面这篇文章中也处处体现，尤其打动我的是他言及母亲对自己最大的影响，乃是让他渐渐明白了现实与虚构最关键的联系——现实需要虚构，才得以变得更完整，更美好。对母亲的赞颂，有什么比这更美丽的呢？
Le Dernier rêve de ma mère
par Pedro Almodóvar Caballero
Ce samedi, en sortant dans la rue, je découvre que la journée est magnifiquement ensoleillée. C'est le premier jour de soleil sans ma mère. Je pleure derrière mes lunettes. Je pleurerai souvent ce jour-là.
Je n'ai pas dormi, la nuit précédente. Je marche comme un orphelin pour trouver un taxi qui me mènera au Funerarium du Sud.
Je ne suis pas un fils du genre à faire beaucoup de visites ni très démonstratif, mais ma mère est un personnage essentiel de ma vie. Pour mon nom plublic, je n'ai pas mis le sien à côté de celui de mon père, comme c'est l'usage en Espagne et comme elle l'aurait souhaité. "Tu t'appelles Pedro Almodóvar Caballero. Qu'est-ce que c'et Almodóvar tout seul?! ", m'a-t-elle dit un jour, et elle était presque fâchée.
" Les gens croient que les enfants sont l'affaire d'un temps. Mais cela dure. Longtemps. Très longtemps. " C'est ce que disait Lorca. Les mères non plus ne sont pas l'affaire d'un temps. Et elles n'ont besoin de rien de particulier pour être essentielles, importantes, inoubliables, didactiques. Les mères, ça résiste à tout. J'ai beaucoup appris de ma mère, sans que ni elle ni moi ne nous en rendions compte. J'ai appris quelque chose d'essentiel pour mon besoin d'être complétée par la fiction pour rendre la vie plus facile.
Je me souviens de ma mère à tous les moments de savie. La partie la plus épique, peut-être, c'est celle qui s'est déroulée dans un village de Badajoz, Orellana-la-Vieja, pont entre deux grands univers où j'ai vécu avant d'être englouti par Madrid: la Mancha et la Extremadura.
Même si mes soeurs n'aiment pas que j'en parle,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de la famille dans les premiers temps de ce séjour était précaire. Ma mère a toujours été très créative, je n'ai jamais connu personne d'aussi inventif. Dans la Mancha, on dit de quelqu'un comme elle: " Elle est capable de tirer du lait d'une burette à huile. "
La rue où nous devions vivre n'avait pas d'électricité, le sol était en terre battue, impossible de le tenir propre, l'eau le transformait en boue. La rue se trouvait à la sortie du village, elle avait surgit sur un terrain d'ardoises. Je ne crois pas que les filles auraient pu marcher avec des talons aiguilles sur ces pierres coupantes. Pour moi, ce n'était pas une rue, ça me rappelait plutôt certains westerns.
Vivre là était dur mais bon marché. Et puis nos voisins se révélèrent des gens merveilleux et très hospitaliers. Ils étaient aussi analphabètes.
Pour compléter le salaire de mon père, ma mère avait ouvert un commerce de lecture et d'écriture de lettres, comme dans le film Central do Brasil. J'avais huit ans; ordinairement, c'était moi qui écrivais les lettres et elle qui lisait celles que nos voisins recevaient. Souvent, en écoutant le texte que ma mère lisait, je m'apercevais avec stupéfaction qu'il ne correspondait pas exactement à ce qui était écrit sur le papier: ma mère inventait en partie. Les voisines ne le savaient pas, car ce qu'elle inventait était toujours un prolongement de leur vie et elles sortaient enchantées de la lecture.
Après avoir bien observé que ma mère ne s'en tenait jamais au texte original, un jour, en rentrant chez nous, je lui ai fait des reproches. Je lui ai dit: " Pourquoi lui as-tu lu qu'elle se souvient tout le temps de sa grand-mère et qu'elle pense avec nostalgie à l'époque où elle lui coupait les cheveux sur le seuil de la maison, devant la cuvette pleine d'eau? La lettre ne mentionne même pas la grand-mère. " Elle m'a répondu: " Mais tu as vu comme elle était contente? "
Elle avait raison. Ma mère remplissait les trous des lettres, elle lisait aux voisines ce qu'elles voulaient entrendre, parfois des choses que l'auteur avait probablement oubliées et qu'il aurait signé de bon coeur.
Ces improvisations contenaient pour moi une grande leçon. Elles établissent la différence entre fiction et réalité, elles me montraient comment la réalité a besoin de la fiction pour être plus complète, pour être plus agréable, plus vivable.
Ma mère a quitté ce monde exactement comme elle aurait aimé le faire. Et ça n'a pas été un hasard, elle en avait décidé ainsi, je m'en rends compte aujourd'hui au funerarium. Cela fait vingt ans que ma mère a dit à ma soeur aînée, Antonia, que le temps était venu de préparer son habit de morte.
" Nous somme allées rue de Postas," me raconte ma soeur devant le corps de ma mère ainsi vêtue. "Nous avons acheté l'habit de Saint Antoine, marron, avec le cordon." Ma mère lui a dit aussi qu'elle voulais l'image de ce saint, épinglée sur la poitrine. Et les scapulaires de la Vierge des Douleurs. Et la médaille de saint Isidore de Madrid. Et un chapelet dans les mains. " Un des mes vieux chapelets," a-t-elle spécifié à ma soeur, "les bons sont pour vous." (elle pensait aussi à ma soeur María Jesús). Elles ont aussi acheté une sorte de mantille noire pour lui couvrir la tête et dont les côtés, maintenant, lui descendent jusqu'à la taille.
J'ai demandé à ma soeur ce que signifiait cette mantille noire. Autrefois, les veuves se mettaient un voile de gaze noire, très épaisse, pour témoigner de leur chagrin et de la perte qui les frappait. A mesure que le temps passait et que leur chagrin diminuait, le voile se raccourcissait. Au début, il leur tombait jusqu'à la ceinture, et à la fin, il n'arrivait plus qu'aux épaules. Cette explication m'a fait penser que ma mère voulait s'en aller officiellement vêtue en veuve. Mon père est mort il y a vingt ans, mais naturellement, pour elle, il n'y a pas eu d'autre homme ou d'autre mari. Elle a dit aussi qu'elle voulait être pieds nus, sans bas ni chaussures. "Si on m'attache les pieds," a-t-elle dit à ma soeur, "vous me les détacherez avant qu'on me mette dans la tombe. Là où je vais, je dois entrer sans attaches."
Elle a eu en outre demandé une messe complète, pas seulement l'absoute. C'est ce que nous avons fait, et tout le village (Calzada de Calatreva) est venu pour nous donner la cabezada, comme on appelle là-bas les condoléances.
Ma mère aurait été heureuse de la quantité de bouquets de fleurs qu'il y avait sur l'autel, et de la présence du village entier. "Tout le village était là", c'est ce qu'on peut dire de plus beau dans de telles circonstances. Et il en a été ainsi. Merci, Calzada.
Elle aurait été fière, aussi, de la manière dont mes soeurs et mon frère, Antonia, Maróa Jesús et Agustín, on tenu leur rôle d'hôtes, tant à Madrid qu'à Calzada. Moi, je me suis borné à me laisser traîner, j'avais le regard brouillé et tout était flou autour de moi.
Bien qu'accablé de voyages promotionnels (Tout sur ma mère sort en e moment presque partout dans le monde); c'est une chance que je me sois décidé à lui dédier le film, comme mère et comme actrice; j'ai beaucoup hésité car je n'étais pas sûr que mes films lui plaisaient), j'étais heureusment auprès d'elle à Madrid. Nous avons été tous les quatre avec elle. Deux heures avant que tout se décide, Agustín et moi étions venus la voir pour la demi-heure de visite permise dans l'unité de soins intensifs, pendant que mes soeurs attendaient leur tour.
Ma mère dormait. Nous l'avons réveillée. Son rêve devait être si plaisant et si absorbant qu'il ne l'a pas quittée, même si elle nous a parlé avec une lucidité parfaite. Elle nous a demandé s'il n'y avait pas un orage en ce moment, et nous lui avons dit que non. Nous lui avons demandé comment elle se sentait, elle nous a dit qu'elle se sentait très bien; elle a demandé à Agustín des nouvelles de ses enfants qui venaient de rentrer de vacances. Agustín lui a dit qu'il les avait avec lui pour le week-end et qu'ils mangeraient ensemble. Ma mère lui a demandé s'il était déjà allé faire les courses pour leurs repas, et mon frère a dit que oui. Je lui ai annoncé que je devais me rendre en Italie pour la promotion de mon films, mais que, si elle voulait, je resterais à Madrid. Elle m'a dit de partir, de faire ce que j'avais à faire. Ce qui la tracassait dans ce voyage, c'étaient les enfants d'Agustín. Elle a demandé: "Et les enfants, qui va s'en occuper?" Agustín lui a dit qu'il ne m'accompagnait pas, qu'il restait. Elle a trouvé que c'était bien.
Une infirmière est entrée, elle a dit que notre temps de visite était écoulé est a annoncé à ma mère qu'on allait lui apporter son repas. Ma mère a répondu: " La nourriture n'encombrera pas beaucoup mon corps." J'ai trouvé cette réponse jolie et bizarre.
Trois heures après, elle mourait.
De tout ce qu'elle nous a dit durant cette dernière visite, c'est sa question sur l'orage qui reste gravée en moi. Le vendredi a été une journée de soleil, et une partie de ma lumière entrait par la fenêtre. A quel orage ma mère pensait-elle dans son dernier rêve?
Pedro Almodóvar Caballero
S'il vous plaît, n'oubliez pas de mettre mon deuxième nom de famille
(Traduit de l'espagnol par François Maspero,
paru dans El País et Le Monde en septembre 1999)
在这文末，阿尔莫多瓦还加了句话：“请不要忘记加上我的第二个姓氏”。按照西班牙人的习惯，母姓列于父姓之后、且在通常情况下被省略，譬如Almodóvar是其父姓，而其母姓Caballero却鲜为人知。其实，西班牙人的这一做法却也能看作对母亲尊重的一种表现，因为每个人的母姓都是出现在其全名中、列于任何正式文件中的；而在世界上其他语言习惯中，却常常干脆忽略不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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