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懂当代艺术，也鲜有遇见让人有重返细观之欲的作品与展览，却在一周内两次去了唐人画廊看孙原+彭禹那传说中震人耳目的新作《自由》。这里有一个视频，包括了孙原的一段小访谈，记者问得肤浅，艺术家本人也答得简略，偶有几处技术细节倒是可作为补充了解。孙原与彭禹的作品向来以震惊世人的面目出现，这次的材料不再令人心惊肉跳（材料问题也是二人颇受争议之处，俺也不甚苟同），效果却依旧振人耳目。海报、标题与装置本身三者结合起来似乎才是一个整体，三个看似相去甚远的概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可以联想到很多东西，倒不一定是在艺术家的初衷之内，浅显的，譬如自由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释放的能量与反能量，再多一些，甚至，我还看到了极权主义的阴魂，看黑暗面的另一个角度，这世界并不如我们所见这般。当对这种矛盾性的体味无以言说时，溶于作品中不失为绝好方式。在七九八见惯了一堆不知所云或言之无物的所谓当代艺术，又在各处耳闻身受这当代艺术花团锦簇却底气微弱，或许《自由》本该属平常之作，在这其中倒现出它的力量来。究竟是艺术走到今日的悲哀，还是耳渲目染中被迫降低了标准的我们的悲哀？后与Fiona讨论，再感慨，不是人人都可作艺术家，艺术尚未到一个如此低廉的媒介的地步，若无好想法，何不退而卧薪尝胆。

午饭时借暇读朱天文一篇杂谈《朱天文：写作就像巫术》，其中她言及自己那不用电脑不配手机的“城市修道人”生活，末了一句：

“偶尔我会去‘台北光点’看电影，是侯导他们经营的，放艺术片或二轮的电影。2003年‘光点’竟然可以放小津全部的片子，因为侯导跟日本松竹电影公司直接要片子。”

当下觉出一股甘露入脾。忆起两年前的那个春天几乎日日去塞纳河对岸的日本文化中心看小津，全本36部只能偷闲挑上一些看，这份稀缘已是让人心存感激。

前几日又两度风尘仆仆赴宋庄观片，赶上场土本典昭水俣病系列之首部，1971年的《水俣病患者及其世界》，震撼与欣喜同生，第一次得见这位纪录大师之作，坚持按照拍摄顺序完成剪辑的他，于成片中突现形式美学的无限魅力，更有甚者，许人窥见一种导演在拍摄与剪辑中所经历的思考过程。与从影像上力发千钧的小川绅介相比，土本影像的力量仿佛于别处析出：历经沧桑之后的高度敏感，对待平静与暴炽均一视同仁。冲突高潮后笔峰一转，苍穹中哀鹰盘翱，竟无半点拖尾之感，反让人于宁静中暗暗叫绝。映后得闻土本的摄影师大津幸四郎，老人滔滔而谈，可见当年的工作热情。

隔日再去看赵亮的《上·访》，近六小时的纪录片，十余载的跋涉，力度无疑。

有看电影的地方，便是幸事。